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北大公共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为博雅传媒沙龙第一期“‘唐慧案’报道研讨会”实录，该论坛由《博客天下》杂志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共同主办。▎
我特别认同徐泓老师刚才讲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公共传播的时代，今天某个报道出来以后我们能够坐下来开放性的去讨论，这本身就是一个公共传播时代的产物，是一种创新、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如果没有公共传播的媒介生态发生变化的话，南周的报道可以说是一篇非常优秀的报道，但是我认为在目前的媒介生态变化下，我们看到了更多的现象。比如记者本身的记者身份和自我身份的矛盾和纠缠;还有唐慧，从媒体塑造来看，我们自觉不自觉会隐去很多东西，给公众的印象会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形像，但公共传播时代恰恰是让你无法隐藏。就像徐老师所说，非虚构性写作特别需要自我的还原、自我的挑战和自我的反省。
无论记者、媒体、还是唐慧，我们只呈现了表面。表面的无辜下，现实还有很大的残酷性和残忍性。
我们今天在谈一个法治的报道，法治是什么?一个社会急剧变迁的时候，一个共和国的孩子能够有这样的遭遇，无论是强迫还是不强迫，它的罪是一样的。这个时代可能不是直接对读者、对受众的挑战，是对记者的挑战。记者现在最重要的是思考，我们寻找什么?在这样一个搅动的大环境下，这么多的线上，有这么多的立场和概念，什么是最本真的、能够把所有东西穿插起来的东西，这是我们要找寻的。
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这次大家对南周报道所有的反弹，是因为他们对南周深深的期望，如果没有这么大的期望，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弹。在一个变化的时代，其他的报纸可以这样去报，但南周可以更进一步。
我最后有一个建议，这个标题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唐慧赢了吗?法治赢了吗?》可能它的想法和立意就会变得不一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