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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志标，他是南方知名评论人，自媒体“旧闻评论”创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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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伊凡·克里玛《不同寻常的童年》
这篇自传式的随笔，来自于散文集《地下》，原作一万多字，这里做了删节。如果有兴趣看全文的，既可以搜索网络，也可以去买这本由景凯旋老师主译的书，品质相当高。
之所以挑中这篇，并不是仅仅因为作者的犹太人身份，也不是他作为孩子的体验，甚至也不是集中营的童年，而是这几个方面的结合，使得作者所获得的经验具有了可信任的悲悯。
集中营的生活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但不同程度的环境封闭却是常态，而我们都未曾幸免。我一直觉得，我们在处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上缺乏见解与勇气，我们放弃了自己。
很多时候，个性、价值观、行为举止都衬托出我们的丑陋。我们抱怨环境，却又顺从它的塑造。死亡只会造成我们的恐惧，并不能拓展更多的生命空间。我们的死只具有生理上的意义。
集中营是作者的命运，他在幽暗的内部观察到尽量多的线索。而在集中营与焚尸炉之间，我们早已经不能描绘自己的所在，丧失表达能力，就连词语与感受也抛弃了我们。
见过高铁上啃着方便面的粗鲁中年人，也见过残酷境遇下无动于衷的青年。这些坚韧的形象，让我想起凭几袋奶酪就能鏖战数月、杀人如麻的蒙古骑兵。我们在腐朽的过程中，变成什么了?
《不同寻常的童年》
文/伊凡·克里玛
一九三九年夏天，我们搬到了布拉格，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搬家。父母又设法对我隐瞒了几个月的真实情况，尽管很可能他们是在对自己隐瞒，或者毋宁说，他们无法想象随后迅速发展的事态。一个接一个的禁令。首先，我不能离开这座城市，接着我不能上学读书，不能去戏院，不能去电影院，不能去公园，也不能乘坐有轨电车的前面车箱。
大约在那段时间，布拉格开始上演沃尔特·迪斯尼的《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这诱惑太大了，简直无法抗拒;我去了电影院，坐在那里，在害怕被人发现和受到严惩的恐惧中看完整场电影。会怎么样呢?我不知道。我的生活经历还没有包括牢房，我也无法想象。可是，正因为触及到未知的事物，恐惧感才更加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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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开始时，我还差两周满八岁。很快我就明白了，这场战争的后果与我的生活，甚至与我的生存息息相关。空袭警报器一响，我总是坐在公寓大楼的地下室听着高射炮的隆隆声。我不知道炸弹意味着什么，只希望落下来的是英国的炸弹，而同时我又害怕炸弹会落在我身上，因此又希望它们根本就不是炸弹。我开始对政治和战争的进展发生了兴趣，这在我这种年龄是不同寻常的。我房间墙上挂了一张欧洲和非洲北岸的大地图。大人们不允许我在地图上插小旗或大头针，但我每天都跟踪前线的转移。
我不被允许上学，逐渐地，大多数非犹太孩子开始回避我。漂亮的玛塞拉住在隔壁公寓，她的父亲宣称自己是一个德国人(他胸前别着一个令人厌恶的、闪闪发光的纳粹党徽)。玛塞拉开始在街上冲我大喊“犹太佬!” 我不太清楚她这样做是什么意思，但我时时都感到羞愧。当命令下达，我必须在胸前佩戴六角星，上面写着“犹大”时，我就感到更加窘困，再也不愿出门。
我整天在家里做什么呢?我读书。在我所拥有的书中，最令我激动的是一本复述荷马两部史诗的书。我读了又读，直到我把整本书都能背诵下来。很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尽管讲故事的人偏向希腊人，我却充满激情地同情特洛伊人。我赞赏赫克托尔，我喜欢帕里斯为他的死复仇。我也生活在一种被包围的状况中，所以我支持那些被包围的人。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底，我父亲被传唤迁移。他不是去波兰，而是着手准备去设防城镇泰里茨的一个新集中营。几天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正好午前半小时(我记得母亲正在做午饭)——母亲和我也收到了传票。传票里没有提及我三岁的弟弟。别人都给三天时间准备，而他们只给了我们两个小时。
母亲恐惧而绝望地哭泣。我的小弟弟该怎么办呢?当母亲哭着说她宁愿自杀时，我尽力收拾我的东西，在邻居的帮助下，把东西放进手提箱里。在必需品中有三本书：荷马的故事、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和他的儿女们》。这些书是我以后三年半的精神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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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下午，我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囚犯。我失去了我的名字，得到了一个号码，这个号码我当然至今都记得：L54。
对大多数人来说，监禁孩子(更别提谋杀了)是最卑劣、最该受谴责的一种行为。当然这是对的，但这并没有触及孩子在这种状况下的感受。回顾我的经历，可以说我受的苦比我周围的成年人要轻。孩子比成人，尤其比老人的适应性强，他们(至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缺乏正确地看待事物、充分理解他们的处境和环境的能力。
他们对空间的理解也不同——对成人来说似乎是难以忍受的禁闭监狱，在孩子的眼里可能会是一个大世界——因为孩子具有把微小事情摆在重大事情之上的能力(女人在这方面的能力也远远超过男人)，换句话说，孩子能够以小事为乐，或至少能够全神贯注在小事上，甚至当他们受到死亡的威胁时也如此。
他们把我们安排在属于泰里茨兵营的房间里。这里曾经住着十个或十二个士兵，而现在差不多有三十个妇女睡在里面。我的新环境充满了冒险。我的乐观情绪跟她们的沮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至于使我能够克服腼腆，获得自信。我帮助女人们拿行李，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我感到强壮有力，甚至能够安慰她们。她们听我的话;有人甚至还夸我。无论听起来是如何矛盾，在这些不熟悉的环境中，我新获得的重要感几乎令我感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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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德国和前苏联集中营的牢房生活已经有了很多记载，我只能重复别人已经说过的话。在三年半的时间里，我从来没有见过一片水果;从来没有吃过一个鸡蛋，也没有吃过一克奶油(那时，还没有人知道吸收如此少量的胆固醇的益处)，更不用说巧克力或大米，圆面包或一小片胡萝卜。
我的第一次恋爱也跟食物有关。我写的关于她的故事(在题为《我的初恋》的集子里)基本上是自传性的。我甚至没有改变她的名字：米丽姆。大约战争结束前的一年，他们开始给孩子们分发一丁点脱脂牛奶(如果我没有记错，每天1/16公升)。那时我十三岁，牛奶由一个比我大两三岁的女孩分配。一天，她没有给我1/8公升(我弟弟和我)，而是给了至少四倍的量。这种状况一天天持续，对这种百思不得其解的慷慨，我只能想象出一个理由：那女孩爱上我了。
我心里充满了突如其来的、强烈的幸福感。集中营生活的恐怖一下子烟消云散。我变的迷迷糊糊，这也许符合那个年龄的人的初恋。在我眼里，米丽姆比别的女孩都要漂亮，但我从来没有跟她说过话，我仅仅在至少能瞥见她的地方遛来遛去。
那个夏末，纳粹几乎使泰里茨集中营空了，大多数囚犯被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我和我心中的恋人都没有被送走，但负责营里食物供应的我的姨妈却被送走了。她刚一走， 额外的牛奶份量顿时就没了，我被突然带回到现实中。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有看清楚姨妈的离开跟送奶姑娘热情的消退之间有什么联系。
我对缺乏自由的感觉远甚过对缺乏食物的感觉。我不能走出拥挤的集中营的大门，这一事实比别的任何事都使我感到沮丧。我记得有一次在集中营的学校里(学校只存在了几周，后来就因大批的迁移而遭解散)，我们被要求写一篇主旨是“我们的选择”的作文。我描写了布拉格附近的喀尔克森林，皮特恩山上的公园;我写了树木，没有写人，因为我对人不太了解。我认识的人要么跟我分享同样的命运，要么消失在被战争所席卷的世界里。树木代表自由。森林跟似乎只幸存于梦中的安宁联系在一起。
我的老师很欣赏这篇文章，让我大声朗读它。也许她这样做，帮助我决定了未来的职业。但更可能，我在写这篇文章时，无意中意识到写作能够赋予人获得自由的力量。写作能够使你进入真实生活中难以进入的地方，甚至是被绝对禁止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写作能够使你邀请你的客人一道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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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快满十四岁时，你偶尔会思考一下你一生想做什么，如果你自己不思考，别人会为你思考，因为生活要求你对上某种学校或干某种先职业做出决定。在集中营里，这一切都谈不上。像所有的囚犯一样，我无力为我自己决定任何事情，我接受这个现实。
泰里茨的生活不像别的集中营那样严格有序。没有人来检查营里是否打扫干净，也没有人检查那些不用干活的人早上是否起床，或者检查他们白天做什么。虽然每个人始终踩在生存和死亡之间的一条细线上，但同时，日常的程序却是令人厌烦的单调。白天总是在排队：领取早餐、午餐和晚餐;领取每日的面包、煤块或人造黄油的定量;领取水，去盥洗室或厕所。
剩下的时间就是我们孩子们自己的了。说来奇怪，我们有一个球，我们用它来进行平常的运动，多数时候是玩排球或足球。也许是因为我显示出了打球的天赋，在同类人中间我赢得了一定的威望。在大多数比赛中我被任命为队长，在扮演这个新角色时我原先的腼腆消失了。也是在这个时候，我经历了第一次真正的友谊。正如后来我所明白的，这些友谊实际上只是青春期迷狂的前兆，它把每一个邂逅，每一次漫不经心的谈话都转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所有那些友谊的结局都很悲惨;我的朋友们，那些男孩和女孩，都进了毒气室，除了一个孩子，他是我真正喜欢的，叫阿瑞尔，他父亲是集中营囚犯自我管理委员会的主席。他在十二岁时被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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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堂上朗读文章的成功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我写了几首短诗，并开始写一本小说，如果我没记错，那本小说跟我在集中营的生活毫无关系，而是关于美国的西部。有一个战前在学校教捷克语的囚犯(我不知道她是怎样发现我在写作的)，主动提出在空闲时间教我。她给我讲解韵律的规则，可是理论终归是理论，因为就象散文书籍一样，诗歌书籍在泰里茨也根本不可能找到。
长期以来，我一直很痛惜失去了那么多受教育的时间。但经过这些年后，当我回顾过去，跟淹没今日年轻人的大量观念、信息和文化(以及伪文化)的经验相比较，我可以说，我真正充分利用了我所碰到的任何一个小小的机会。我记得在营里演出的木偶戏，以及斯梅塔纳的《买来的新娘》音乐会。没有管弦乐队，只有指挥斯切契特先生用一个破旧的簧风琴为歌手伴奏。歌手们穿着他们最好的服装，站在低矮的台上演唱。我跟别的观众挤在一块，观众们听得如痴入醉。我看见许多人眼里含着眼泪，感觉自己也要哭了。那种经验简直令人陶醉。多年以后，我在国家剧院观看这出歌剧的正式演出，有戏装，有管弦乐队，有合唱队，但我不仅对音乐感到失望，也对平庸的经验感到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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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就在我住的房间里死去。一群群地死去。抬尸体的人穿过了我的童年，葬礼马车上堆满了用未刨过、未油漆过的木料做成的木匣子，人们推拉着马车，他们中许多人很快也在这些车上结束生命。每天在大门口，我读着那些没有能够活到看见早晨的长长的人的名单，迁移的威胁一直悬在我们头上，尽管我对毒气室一无所知，但也感到它们在把人们带进一个无底的深渊。
任何上了马车的人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战争快结束的日子里，当他们清除波兰和东德的集中营时，将囚犯押到泰里茨来，我每天看见马车上堆满了可怜的尸体。从那些凹陷的、灰黄色的面孔上，一动不动的眼睛经常瞪着我，没有人将这些眼睛合上。僵硬的手臂和腿，光光的头皮伸向天空。
当你被死亡所包围，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你不得不培养出一种坚毅。知道你明天可能被杀害，会唤起一种强烈的生存欲望;知道正跟你说话的人，一个你也许喜欢的人，明天可能被杀害，会引起你对亲密的恐惧。你在心中建起一堵墙，将你内心脆弱的方面隐藏在后边：你最深沉的感情，你跟他人的关系，尤其是那些你最亲近的人。这是忍受经常的、令人绝望的和不可避免的分离的唯一途径。
如果你在童年就建立起这种内心的墙，那么你必须终其一生去坼毁这堵墙。问题在于，你能够设法彻底摧毁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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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伴随着恐惧。我知道自己被一种无情的力量、一种为所欲为的力量所支配。我知道自己随时都可能被迁移，被带到一去不返的地方。我知道随时都可能有一个穿着灰绿色制服、帽子上缀着人头骨的人出现在我面前，揍我或杀掉我。
成年人可以接受恐惧，屈服于它，或者躲避它。但孩子对此没有真正的选择。孩子只能拼命地抓住他成长的世界里一个盲目的信念，也就是说，一个童话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善的力量在与邪恶力量永不停息的战斗中获得胜利：女巫被打败，恶龙被斩首。在集中营的语境下谈论童话世界似乎显得悖谬，但不仅仅是我和我的同龄人逃进那个世界，跟我们一样无能为力的成年人也这样做。成人的世界，就象我们的世界，也被分裂成善与恶之间的原始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我们的生命是完全被决定的，它发生在远处某个地方，超出我们的能力所及。尽管如此，我还是记得十分清楚，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善终将取胜而战争很快就会结束。这个信念帮助他们支撑自己，在羞辱、焦虑、疾病和饥饿中幸存下来。
这个世界当然不是一个童话世界，尤其是在那个年代和那些地方，对我周围的大多数人来说，那个支撑的信念被证明是空泛的。可是，我却活了下来;我活着看到了战争的结束。对我而言，善的力量，主要体现在苏联红军身上，的确是胜利了。就象许多战争中的幸存者一样，很长时间后我才完全明白，常常不是善与恶之间的力量在战斗，而仅仅是两个不同的恶，在为了控制世界而互相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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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处在集中营的环境下，对黑白分明的世界的幻觉因强烈的感情经验而增强。我是如此强烈地盼望着一个时刻，以至这个时刻几乎显得不现实了：解放的时刻。
西方世界许多人痛苦地感到他们的生活缺少刺激，缺少一种更深沉的幸福，于是他们试图通过毒品或神秘主义去寻找所缺少的东西。很少有人意识到，如果没有被剥夺的深刻体验，就不可能有幸福的深刻体验。
到现在我还记得我站在被拆毁的监狱栅栏旁那天的每一个细节。我曾经以为我永远不会得到许可跨过这道栅栏。我站在那里望着无穷无尽的红军士兵，疲惫不堪的马匹，精疲力竭的人，肮脏的坦克、汽车和大炮，都排成纵队行进。我第一次看见斯大林元帅的画像，很久以后我都把这个人的名字跟那个时刻联系起来。意识到自由了，我控制不住地哭泣。
就在我观看的时候，一个德国平民被打死，一辆坦克碾过一个囚犯，他贪婪地扑向什么人扔在地上的一盒香烟。可是这一切都没有破坏我的情绪，没有使我从幸福的高峰跌落下来。许多年后，当我回忆童年以及我的经历时，一个近乎亵渎的念头产生了：为了那种极度的自由感觉，所有那些被剥夺的岁月都是值得的。
同样地，用多年的苦难换来的极乐时刻常常不仅决定个人的生活，而且决定整个民族的生活。这并不一定是积极的事。相反，极乐之感是最短暂的感觉，可它却能长久地影响我们的判断力，尽管随后会不可避免地清醒过来，产生深深的失望。
我提到过我与成年人共有的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那是我童年时代最强烈的经验之一：面对着我们被迫前往的可怕命运时周围人的脆弱无力。
那些佩着耻辱标记、遭受厄运的人们的无穷无尽的队列，由少数武装人员押着，贯穿了我的整个童年。队列的长度可以用公里来计算，而队列中人的绝望程度却是无法计算的。对这些队列的印象伴随了我的一生，并经常决定那些吸引我的思想和主题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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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当我思考我的生活和工作，我会想到，对一个作家来说，任何经历，甚至最严酷的经历，都是有用的，只要他能幸存下来。我的意思并不仅仅是说，最可怕的经验通常会比日常生活提供更好的故事。当我们处在生与死的分界线上，或者相反，当我们知道突然获得拯救而感到狂喜时，那种强烈和极端的经验，通常比生活中别的事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大。不过，极端的经验可以使我们的判断力变得不可靠。从分离的角度去看，从边界的角度去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通常与我们在正常情况下看到的有所不同。罪与罚，自由与压迫，权利与非法，爱与恨，复仇与宽恕，这些问题似乎都很简单，尤其在一个没有其它生活经验的年轻人眼里。
记得战后我对复仇的念头是如何地着迷。每天，我屏息收听实况转播当时举行的许多审判，包括最重要的纳粹以及捷克的通敌者。听到在纽伦堡审判中对罪犯判处死刑的报道，我欣喜万分。在这点上，我想我跟大多数同时代的人没有什么区别，但没有多久我就突然意识到了那些感觉的真正根源，这导致我重新思考我那些简单的判断。
我所产生的领悟，我试图在文章里表达的是：作为个人和集体，我们在这个世纪所经历的不同寻常的经验，可以使我们完全迷路。渴望从痛苦的经历中得出结论，这个渴望推动着我们，导致我们犯致命的错误，不是使我们靠近我们希望获得的自由和正义的境界，而是把我们引向相反的方向。不同寻常的经验本身不会打开通往智慧的路。只有当我们能够隔着一个距离来判断我们的经验时，我们才能获得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