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法治国家的建立，取决于多种因素。例如立法能否反映社会和人性的需要，各种公权力是否得到宪法和法律的有效限制，司法机构是否具有足够的公正追求，还有司法与执法是否具有足够的效率确保违法行为得到及时追究，案件的处理不仅是非分明，而且富于效率。此外，法律与秩序密切关联;国民普遍的秩序意识，不仅遵守法律，在日常生活中形成自觉地遵守各种准则的习惯，也是法治的重要基础。
一般国人到日本访问，都会对日本人严格遵守秩序留下深刻印象。各种排队井然有序，行人之间谦恭有礼，垃圾分类严格规范，电动扶梯上，站者与急于前行者左右分边(东京是站者靠左，京都是站者靠右)。下雨天进入地铁站的人们，手中的伞个个都是收起扣紧，无一例外。除非极端的雨雪天气，公交汽车都能严格地在设定好的某时某分到站。在城市里，往往十天半月都听不到一声汽车的鸣笛叫。凡此种种，与其说是秩序意识，不如说简直成了一种集体的无意识。
自从国际范围内公共场所禁烟以来，日本也严格划定禁止吸烟的区域，不过跟我们以及欧洲北美比较颇有些自家特色。例如很多国家是室内禁烟而露天自便，但日本却规定除了特定区域外，马路、广场、公园、小巷等露天地段也一律禁烟，反而是在一些楼房中特设吸烟室。在我国，高速列车上一律禁烟，但是，在日本，奇妙—或许你也可以说是富于人情味—的是，新干线快速火车里特别有两节车厢为吸烟车厢。餐馆禁烟，但麦当劳和肯德基店里居然设有可以让瘾君子边啃汉堡包边喷云吐雾的吸烟间。
日本总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度，在对待秩序的态度上也不免令人难解的冲突。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描述许多人都耳熟能详：“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固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在历史上，日本也发生过一些对现行秩序的反抗行动，不过，那些反抗也带有鲜明的日本特色。
例如，在幕府时代，处在大名、将军、武士税赋重压之下的农民贫困潦倒，纷纷起而反抗。据历史记录，在德川幕府统治的两个半世纪里，来自农民的反抗与起义达到260次之多。有时候，起义有相当的暴力色彩，但是也有很温和和理性的，诸如只是把请愿书递交到将军或藩主的手中，并不诉诸暴力。幕府受理这样的诉求，作出判决。大约一半的判决结果是农民胜诉。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即便是幕府判决胜诉，带领农民造反的领袖却必须因为对封建忠诚秩序的破坏行为而受到处罚，甚至被判死刑。在刑场上，起义领袖被砍头，农民们默默地围观。无论是遭到砍头者，还是那些围观的民众，都平静地面对这一切。这是法律，也是秩序。但另一方面，这样的死者又被作为英烈，建祠堂，行祭奠，当局并不禁止民众对死者的悼念和颂扬。
之所以如此，当然是由于日本传统社会特定的阶级结构。中国早在隋唐时代就建立了科举取士的体制，由此实现了社会身份的流动性。每当皇帝暴虐无道，民众贫不聊生，揭竿而起、改朝换代就变成道德上完全正当的义举。不过，从日本人的观念看，这种“彼可取而代之”的观念却难以接受。日本人总是恪守着不同阶级各守本分的信条。天皇被称为“云上人”，无人可以取代。士农工商，相互分离，难以形成阶级之间的身份流动。幕藩体制之下，藩主是世代继承的封建主，并非中央任命之官员，于是形成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划分和一定程度上的地方自治。当身份无从改变，人们就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在日本幕末著名国学家本居宣长看来这正是日本的优越性所在。
所以，日本人对社会秩序的不满和反抗，就带有一种反抗与顺从兼而有之的复杂色彩。1936年发生的“2·26事件”中，那些狂热的“皇道派”年轻军官为“清君侧”，发动以“昭和维新，尊皇讨奸”相号召的兵变，凌晨闯入首相、内大臣、大藏相等人私宅，将这些高官杀死或重伤。几位军官将曾削减军费的前首相、现任大藏相高桥是清枪击刀砍，残忍地杀死。面对哭泣的高桥夫人和一群目瞪口呆的仆人，行刺的中尉居然还满脸歉意地说:“对不起，打扰你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