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人：曹筠武
《南方周末》新闻部总监，《南方周末》关于唐慧案的系列报道的责任编辑之一
▎本文为博雅传媒沙龙第一期“‘唐慧案’报道研讨会”实录，该论坛由《博客天下》杂志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共同主办。▎
南周报道的宗旨很明确，在专题开头的编者按，我们就开宗明义：上访是唐慧维护女儿及自身权益的重要途径，而上访给当地带来激增的“稳控”压力，既使相关部门做出拘留乃至劳教唐慧之举，也把地方政府的信访考核达标与唐慧的诉求绑在了一起，形成极其微妙的共生关系，这正是信访与“稳控”合力导致的奇特图景。综观唐慧事件，信访与“稳控”这一对矛盾关系产生的效应，作用在每一关键节点。由此主导的过程，是否可称司法进步的方向?
简而言之，我们想展示的是，信访与维稳这一对关系如何主导了唐慧女儿案件，即媒体习惯所称的“永州幼女被迫卖淫案”的发展过程;并进一步探讨，在信访与维稳主导下，司法的独立与公正受到了什么影响。
在南周的报道发出后，我注意到作家刀尔登有一个判断，他说，这是“两个人在泥潭中打架”，我认为是比较形象的。而我们的报道，注意力正是放在“泥潭”和“泥潭”的成因上。
对于这组报道，这样的设计，从记者柴会群的角度来说，基础动因是民主与法制报社记者廖隆章的微博爆料，老柴与湖南方面新闻圈和法律圈的朋友沟通，初步验证其爆料是有可靠度的。那么，这和此前公众舆论中已形成固定印象的唐慧案就有相当的不同。对于一个优秀的记者，这样的反差必然激起好奇心和探索的冲动。
从编辑的角度来说，在有关唐慧的报道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新京报的报道《稳控唐慧拉锯战》。我记得开头有一个细节，富家桥镇维稳干部给唐慧发来短信说：“送上一只康乃馨，明天一定鲜花处处盛开”。对于维稳与上访的新闻我们都不陌生，例如南周的《聚源宾馆强奸女访民案》，南都的《安元鼎》，充斥的都是殴打、强暴、非法拘禁，是深沉的灰色和黑色。但在《稳控唐慧拉锯战》中，居然存在这样堪称诗情画意的温情，这就令我对唐慧案有了不一样的观感，也就希望了解更多的情况。
拿我们的行话来说，这就构成了新闻。而这样的新闻，其指向可以通往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那就是维稳制度下的司法困局。
从报道的反馈来看，很多读者认同了这一指向，包括今天在场的楚望台律师。楚望台律师在《事实、规范与逻辑》一文中写到：“关于南方周末引发争议的那一组报道，理路是很清晰的。唐慧通过不断上访，层层倒逼维稳体制，压力传导到司法系统，司法机关被迫做了过重的判决，而唐慧的这种成功给了永州人相信上访的启示。”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很多批评的声音，最具代表性的说法分为两种，来自普通大众的批评主要认为，南周的报道聚焦于唐慧个人，尤其是对唐慧进行道德审判。来自新闻和法律业界内的批评主要认为，南周在材料选择和组织上有诸多不合规范，例如南都的孙旭阳记者说“南周深文周纳”、是“刀笔吏”。当然很多同行其实同时也表达了“道德审判”的意见，例如南周以前的老记者杨海鹏就评价说，对稿件他看不下去，因为“过于残忍”。
对后一个问题，即材料的选择和组织，尤其是涉及到法律方面问题，具体由我们的法治版编辑苏永通解答。一来因为他更加专业，二来稿件后期，在相关法律问题的打磨、在向几位刑法学家获取专业支持方面，是由苏永通专门负责的。我主要回答前一个问题，即“道德审判”的问题。
说到聚焦于唐慧个人和唐慧的道德，我做了一点小小的准备，摘录了一些此前对于唐慧的报道，先念给大家听一下。
“在百度百科中，‘唐慧’这个词条的头像是一幅黑白的铅笔素描，无助的眼神、欲言又止的神情，黑白两色勾勒着一位母亲内心的悲苦。”
“湖南永州“上访妈妈”唐慧正在她新开的小店里打理生意。提起即将到来的母亲节，“上访妈妈”说自己的妈妈80岁，她四处上访的这些年，老人一直陪伴支持。唐慧说，“我为妈妈准备了康乃馨，希望妈妈身体健康，希望全家人都幸福健康。”
1997年，一家三口来到永州城区，开始了进城务工生涯。夫妻俩送过报纸，摆过烟摊，卖过三元一份的盒饭。虽然日子清贫，但为了能供孩子上永州城里最好的小学，唐慧始终充满干劲，女儿也十分争气，学习成绩一直良好，并且还擅长弹琴、唱歌、绘画。
过去的六年，唐慧生活在两个世界，在永州她申诉、上访，是一个遍体鳞伤的战士。在女儿那里，她故作平静、乐观，是一个温柔的母亲。
我没有刻意去搜集，只是简单的百度“唐慧”，然后在第一页上打开几个报道，就摘录到以上内容。
如果要从我们为做这个报道所搜集的大量前期媒体报道里来专门摘录，关于上访妈妈、伟大母亲、弱母护女这样的词句段落我可以摘出很多来。如果要说聚焦于唐慧个人和唐慧个人的道德，对她的道德进行评判，这其实早就已经是公众舆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注意力所在。
通过以上引述我们可以知道，一个出身底层、努力创造美好生活、被恶势力侵袭、而坚强抗争的弱母护女形象，正是被公众所接受和强化的形象，而这样的形象建立与强化，又正是与聚焦于唐慧个人、聚焦于唐慧的道德密不可分的。
为什么此前聚焦于唐慧个人显得如此顺理成章?很简单，因为这符合公众的预期。
开头我已经说过，南周的报道，聚焦的其实是维稳制度下的司法困局，为什么却在涉及唐慧个人的内容上受到批评。我想，这是因为，这些内容恰好不符合此前公众对于唐慧个人以及唐慧道德的形象的定位，而人总是本能的注意对不符合自己预期与定位的东西。有这样的感受，其原因正是此前公众习惯性的、对新闻当事人的私德的关注。
当然，南周的报道中，仍然有大量的涉及唐慧的内容。从新闻采写技术上来说，无论是唐慧上访、唐慧与公安、唐慧与法院、唐慧与维稳，唐慧都是不可或缺的主要角色，要完整的叙述这个过程，有关唐慧的内容是不可能避免的。前面我提到作家刀尔登的一个判断，“两个人在泥潭中打架”，其实他后面还有一句，“应该更多的关注泥潭，而不是泥潭里的人”。这句话是包含批评意思的。我完全认同应该更多的关注泥潭这个判断，但是我们想，如果不是有人在泥潭中打架，搅动得泥点子漫天飞，我们又从何注意到这个泥潭呢?关注泥潭是我们的目的，而路径只能从泥潭中的人身上来，这是无法回避的。
对唐慧进行道德评判，恰好是南周的报道尽力避免的。我们到底是需要事实，还是需要符合自己需要的事实，我想这是包括南周在内的，所有关注唐慧案的人需要想一想的问题。
第二，我简单说一下报道和读者之间的障碍问题。
报道发出之后反响非常大，有赞扬，有批评，批评的声音非常猛烈。赞扬的声音也非常的猛烈。我关注更多的是批评，我想这些批评可能和报道与读者之间的一些障碍有关。一是140字和14000字之间的障碍。我们的报道加评论总共4篇，一共14000字，但我们知道一条微博是140字，我们注意到很多批评《南方周末》的报道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声音是，如果你的女儿是唐慧女儿怎么办?如果你的女儿也遭到了强奸怎么办?这种140字以内就能解决的话语真的像投枪和匕首，而14000字的报道对此来说却是毫无防御力的。在传播的过程中，人们会下意识的习惯性接受更符合自己预期的东西，或者说可能会缺乏时间或者缺乏动力去详细阅读这14000字，它更容易从140个字获取信息，这就造成了140字和14000字之间的障碍，这可能是对南周批评很重要的来源。
二是预设立场和预设判断造成的障碍。比如说楚望台律师在他的那篇《事实逻辑与规范》结尾依然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唐慧一个人的力量就可以这样影响司法吗?唐慧一个人就可以搅动吗?没见过一个人如此成功。
但我们想想在此前对于“唐慧案”的报道中，我们见到了多少次这样的语句：“一直到2012年在唐慧不懈坚持下此案惊动高层，冤情终于昭雪”。也有这样的语句，唐慧自己说的，被无数的媒体引用过：“我通过以死相逼和不断上访，终于使案件走上正轨”。这样的叙述，和“唐慧一个人的力量影响司法”的叙述，本质上有区别吗?
没有区别。但为什么换了一个角度来陈述的时候大家就会产生疑问：唐慧难道有这么大的能量吗?之前赞叹她迫使司法走上正轨的时候，你们就会去尽力的描绘她的坚持她的努力她的斗智斗勇。而当南周的报道指出唐慧迫使司法走上的并不是正轨，你们就开始说她一个人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你们是在卖萌吗请问?我不明白这种转换是怎么发生的。
如果要找一个解释的话，这就是预设立场和预设判断。因为在前面的那种判断中，唐慧是以一种挑战公权力的弱者的形象出现，我们乐见于她搅动司法，但在后一种当中，当我们接触了一些让人不舒服的事情之后，这不符合大众的预期了，那就开始本能的开始怀疑她真有那么大的力量吗?这就是预设立场和预设判断造成的障碍。
还有一种非常典型的质疑，我看动辄转发几百上千次的一条，“《南方周末》前后矛盾，吃完原告吃被告”。我看到很多记者都在微博上解释说《南方周末》此前没有报道过“唐慧案”，但没有人理你。有很多读者甚至分不清楚《南方周末》和《南方周刊》、《南方都市报》、《南方人物周刊》等等，他把所有的报道搅在一起，用一个“南方系”的罐子一装，说“这就是吃完原告吃被告，你前后矛盾”。我以前开过一个玩笑，我经常给人解释什么是《南方都市报》，什么是《南方周末》，什么是《南方周刊》、什么是《南方人物周刊》，我发现这种解释后来没有效果，之后我不解释了，我就告诉大家我们的产业确实非常牛逼的，我们的产业包括南方航空、南方电网、南方医院，我们做报纸完全是为了玩。
我看到南方都市报记者王星说过一句话，在指责“南方系”前后矛盾的问题上，叫做“不理解争鸣你就不理解‘南方系’”，我觉得这句话说得非常对，在“南方系”内部，我们从来没有存在过一个领袖一个纲领一种意见，比如关于邓玉娇案，南周也做过报道，但《南方都市报》后来龙志所做的影响非常大的一篇报道就和南周的报道不一样，报道出来后我们也没有觉得丢了面子所以去打龙志，在院子里见到了照样表示佩服;再比如说《南方人物周刊》曾经做过李一的报道，“李一是神仙”，南周后来做的报道叫做“李一成仙”，就把李一的大师面貌揭开了。所以就是这样，不理解争鸣就不会理解“南方”。
第三个障碍是前方实地采访和后方判断的障碍。比如说@破破的桥 老师也写过一篇非常专业的长微博，其中他着重阐述了一个问题，就是周兰兰自杀秦星假立功的案件，他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质疑，周兰兰自杀厕所的钢网能否承重一个人呢?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质疑，作为后方坐在电脑前面看材料的人来说这是非常合理的质疑。但是我们的记者老柴在前方采访的时候，接触的材料包括现场原始视频，周兰兰承认自杀的询问笔录，现场原始监控视频，值班民警的交接班记录，13名同押人员的签名笔录，湖南省调查组的调查视频，他在掌握了大量的材料才得出周兰兰的确自杀被救的结论。比如说关于厕所钢网能否承重一个人，有明确的解释，那不是钢网，而是一个钢管。湖南省调查组专门就此问题做过一个测试，派了130斤的一个人到那个钢管上站了30秒钟，证明它可以吊起周兰兰。@破破的桥 老师的质疑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前方的采访却可以证明他的这种质疑是不成立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南方周末》编辑部内部有一个原则，就具体细节，当前方的采访和后方的判断发生冲突的时候，尽量依据前方的采访，这是《南方周末》编辑部内部的一个判断，为什么会有这一条判断，我本来准备了一大堆说辞，但时间不够了，我简单说一点，因为这就是行规。罗伯特·德尼罗在电影《浪人》中说过这样一句话，“中情局教给我的第一条准则——当你觉得可能要出事的时候，就要出事。”这句话有道理吗?没有，但是行规就是这样的。
第三部分，我想谈一下，在这次争论中，我真正的关注点。那就是割裂语境下的新闻报道。
对于这次报道出来以后引起的巨大争论，其实我对于专业方面的探讨并不太关注，比如材料的组织运用、比如对采用材料的质证，我关注的并不是很多，我关注的是在各方争论中所体现出来的对社会现状的判断和理解，以及由此延伸出的对未来路径的判断。
我在想，历来引发重大争议的事件，包括邓玉娇、钱云会、袁厉害、陈水总、唐慧，这些事件有什么样的共性?邓玉娇、钱云会和袁厉害这样的做法和争议更多的体现在不同的人群对社会现状的判断。比如说童之伟教授在他的那篇也刊登在《南方周末》上文章里提出来的：对抗公权力是否全部无错，或者说对抗公权利者是否在很多方面具有豁免权?在这些问题上不同的人群其实有不同的判断。这是类似于邓玉娇、钱云会、袁厉害这样的稿件报道引发争议的根本性原因。而陈水总和唐慧事件涉及到的就不仅仅是对社会现状的判断和理解，还涉及到对于未来路径的判断。一旦涉及到这一点，就可能是更加敏感的，所引发的争议就可能会上升，如果不是说事件被绑架到更高高度，也能说必定上升到更高的高度，而且这样的分歧往往是非常激烈的。
为什么说这样的分歧是非常激烈的，举个例子，在《南方都市报》的前评论员宋志标自己的一篇私人写作中有这样一段，“混战中难免混帐，南周剑走偏锋，唐慧报道要做不一样的炒法，赢得《环球时报》跑来捧场，像是泯了半年前的恩仇。社宪派老将童之伟斜刺里杀出，痛心疾首，列数公知两大罪状，公权力对抗者绝对无错，受害者通吃。环球与南周并驾齐驱，学院童之伟和草莽王小石狭路相逢，只好说这些冤家纯属狭路相逢，纯属偶遇”。这段话里面只差说南周和环球时报胜利会师了。
这样的判断，我在刚看到的时候，很难相信是从标哥那儿来的，这真的是标哥的判断吗?是不是一旦涉及到关于未来路径的争论，这样的分歧就一定要到激烈的态势。我也注意到，争论的调门开始起高，是从童之伟老师介入开始的，而童之伟老师所谓的“社宪派老将”的身份，对于调门起高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不好自己揣测，大家可以自行判断。
标哥在其后的一篇文章中，又有这样的内容，他有一个定性，说“类似陈宝成和唐慧这样的行动者”。“行动者”这个词是文眼，我个人觉得可以解释为什么标哥对南周持如此激烈的批评态度。其实陈宝成跟唐慧有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展开说了。但一旦你把他们都笼而统之的定义为搅动现状的“行动者”，一旦把类似的事件视作搅动现状的“题材”，那我想对于这样的人和事的分析与判断，就已经远远超出了“新闻”的范畴，我们就需要在另外的范畴内进行，而不能嘴里说的是新闻报道，心里想的其实是纲领、路径与行动。出于严谨和公平，我觉得分清讨论的范畴是必要的，其实在另外的范畴里不见得我们就不能取得共识。
我记得大概7、8年前我入行还不久，那时候《南方周末》一位前辈，也是我的实习老师方三文跟我说，他的判断是今后中国社会新闻的焦点一定会在于阶层矛盾与冲突，后来发展证明他的判断非常对。我没有这么深厚的功力对未来十年的事情做出这么准确的判断，但纵观这两年来，从邓玉娇一直到唐慧这些焦点案件报道所引发的争议，我觉得，越来越多类似唐慧或者陈水总的新闻是可能出现的，越来越多类似唐慧式或者陈水总式的应对方法也会出现，每一个人都将必须对与此相关的、涉及到现状与路径的问题做出自己的判断，甚至要选择自己的立场。而这一过程对于严肃媒体从业者来讲会是尤其激烈和痛苦的。
最后，我用这两天我反复想到的一首歌的歌词来结束，何勇在《钟鼓楼》里唱到“是谁出的题那么的难，到处都是正确答案”。我想说，《南方周末》的报道想点出是：谁出的题这么难;而到处都是“正确答案”的情形，已经或者马上就要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