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至1993年，我奉日本外务省之命在英国某研究所待了一年。在那之前我担任外务省中国课课长将近2年。任中国课课长时，正值中国在国际社会陷入孤立。但当时我们的思路非常清晰：让中国继续改革开放、让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重要的一员，这对于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我们认为不应该孤立中国，反而应该与其加深关系，并为此做了很多外交努力。于是才有了1992年的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访华。那是1989年6月之后西方主要国家首脑的首次访华。对华经济合作也由此得以重启。
在伦敦的研究所里，一位研究东亚的加拿大学者对我说：“你们东亚—日本、中国、韩国，相互之间的关系仅靠你们自己无法摆平，只能让我们局外人出面帮忙，才能确保这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他的话深深地刺伤了我，于是昂首反击道：“你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你只看到了日中韩相互对立的一面，没看到日中韩之间难以割舍的、共通的东西。我们东亚人不傻，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也能圆满地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关系。”
然而，今天的实际情况如何呢?难道不是让那位加拿大学者不幸言中了吗?!不借助外力便无法解决好彼此间的关系，我们的智商尚不如黄口小儿。我的脸面被撕得粉碎;不只是我，所有东亚人全都脸面扫地。有问题只能诉诸战争、通过力量对抗来解决——难道是指导东亚地区的基本原则吗?我坚信，东亚文明启示并赋予我们的解决之道应该是：靠智慧而不是靠力量对抗、不是靠战争，而是靠对话。
1994年，我前往美国佐治亚州出任驻亚特兰大总领事。彼时恰逢日美贸易战争快要结束。当时，美国认定日本市场是封闭的，正为是否对从日本进口的轿车征收关税闹得沸沸扬扬。美国的逻辑是，美国车很好，但是在日本市场却卖不出去，那肯定是因为日本市场太封闭。而实际并非如此。
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赶上泡沫经济鼎盛时期，经济如日中天。彼时的美国，正为经济结构问题犯愁，经济一蹶不振。在美国人眼里，日本好像在所有方面都已经或正在超越美国。于是，当他们听到日本企业或日本人收购美国的知名不动产或者高尔夫球场等消息后，对日本的反感和敌意也逐渐升级。他们认为，日本不开放本国市场，却在开放、自由的美国市场频频出手疯狂购买，一定是企图拿下整个美国。另一方面，日本人也表现欠佳，有事并不直说，只嘿嘿坏笑。于是，日本人不讲道理、很坏、没有信用的形象在美国渐入人心。
这种日本及日本人的形象，与我所知道的日本及日本人大相径庭。很多美国人不了解日本，也没有兴趣了解。他们的脑海里，关于日本只有通过电视听来或看来的只言片语及碎片化的影像，或者是报纸头条，或者是电影中的一帧画面。一旦碰到与日本相关的大事发生，在当时社会氛围的渲染下，他们就会形成自己的“日本观”及“日本人观”。美国人甚至对自己随意捏造出的日本和日本人形象生气和愤怒，并挥拳相向。
日本人曾固执地认为，美国的这种态度缘于对日本的人种偏见。然而，后来美国黑人总统的诞生，证明这种看法也是偏见。美国经济复苏，恢复了自信,美国社会对日本人的这种印象也一并消除了。
其实，中日之间的误解也很多。就像1990年代的美国人那样，双方都对自己描画出的对方形象感到生气、愤怒，并挥拳相向。今天，各国经济密不可分，全球化经济已经实现，大国之间的战争不但会毁掉世界经济，也会毁掉其本国经济。因此世界各国都盼望日中两国通过对话解决纠纷、重建稳定的合作关系。凭借军事力量就能解决世界问题的时代，早已不复存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第一条便规定：“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
日中只要抱着正确的大局观展开对话，就可以为构建和平发展的东亚做成大事。关键是日中两国是否能够秉持指引该地区发展的共同理念。我一直主张将“正义”、“公平”作为这个理念，这与中国的“义利观”外交也多有共通之处。
10月下旬，习近平主席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我对讲话内容非常赞赏，对其中所蕴含的崇高精神也深怀敬意。衷心祝愿讲话中提及的“亲”、“诚”、“惠”、“容”的理念能够在中国外交实践中早日实现。我想，这些理念得以实现之时，便是中国成为本地区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