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是全民抗战纪念日，国内媒体聚焦现代史上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罪行，公众也对此表示了极大的热情。这一超越社会阶层与观念阵营的热情相当澎湃，不仅是因为历史上日本侵略给中国造成的惨重灾难，也出于近年来中国朝野对日本现实政治走向的担忧。对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的再次警示，实际是对现实中日本重新走向军国主义的一种抵制。
批判和抵制军国主义，首先需要对军国主义这一特定历史事物有正确了解。从受侵略国家人民的感受来说，军国主义意味着自身经历的苦难。但这只是军国主义的后果之一，它不足以解释何为军国主义，更无法凭此理解旧日本帝国何以走上军国主义的邪路。
一般人观察到的军国主义是一些尚武好战的社会风气，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种现象，比如在日常生活中迷恋军事话题，在国际关系中经常宣扬或诉诸武力，或者显示对各种军事装备的狂热爱好，或者对某种粗暴的军事作风大加赞赏，并对社会政策与安全政策中的战争取向持高度肯定态度。然而，这些还不是严格意义上军国主义的实质特征。
历史上和现实中，很多国家都很尚武好战。不用说历史上的希腊人和罗马人，以近现代史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记录，甚至当代而言，大英帝国时代的不列颠以及今日美国都是推崇战争荣誉和军功的社会，且其对外政策能充分体现这种好战精神，但没有任何严肃的政治学或史学研究者称之为军国主义国家。所以，即使政策偏好方面有军事优先的特色，也不一定是军国主义;而做出战争决定的果敢和频繁，也非界定军国主义政治家的必要条件。
即以旧日本而言，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只是一个有自己特色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军国主义在维新后虽有一定的潜在政制基础，那一时期的日本也确实从事过侵略性战争，但尚不能说是军国主义国家。相反，由于维新体制提供了全社会对现代政治生活的新知和热情，在20世纪头20年，日本社会求宪政善治的风气相当浓厚，因此而有“大正民主”的历史，在1920年代中期前，日本多党竞争的政党政治进入了一个很热烈的时期。可见，即使以日本的现代化历程而言，军国主义也是后发的和另有肇因的。
历史学者一般认为，近代普鲁士王国为军国主义最初的典型。由普鲁士主导缔造的德意志第二帝国，也被称为军国主义特征明显的国家。而从普鲁士到德意志第二帝国，以及后来的第三帝国，人们看到其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最明显的特点是，军人在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占据强势地位。不仅仅是作为最高统帅的国王和皇帝推崇军事功勋;更重要的是，与现代其他国家的进程相比，构成现代社会基石的个人与社会政治权利保障方面，都被有意地忽略和压制，马克思为此还曾抨击普鲁士书报审查制度。其实，日本维新宪法受普鲁士影响极大，君主的统帅权为后来的军人干政提供了法理可能。
综合观察历史案例，人们得到对军国主义的最核心认知，即虽牵涉浓厚的军事色彩和尚武主义，但就更基本的方面而言，军国主义更是一种涵盖全社会的政治和社会体制。这种体制以国家主义的观念塑造从思想教育到国家政治的方方面面，体系化地控制和汲取一切资源以供给军事化的权力结构，把国家安全目标神秘化和神圣化，并以应对危机的名义把社会与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置于军阀和军事官僚体制的掌控之下。
上世纪20年代末的全球性经济大危机给大正民主敲响了丧钟。汹涌的社会撕裂危机和政党政治的麻木不仁令公众渴望一种乌托邦式的总体解决方案，这使得承载战争荣誉及道德光环的军队认为自己有责任采取行动。铁与血构建出来的超级幻象对冲了人们面对危机的焦虑，目光短浅和权欲熏天的军阀则利用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清算大正民主。至1940年底，政党政治彻底冻结，军人走上政治前台，从文化、媒体、产业、财政到国防安全和外交，法西斯式的军国主义体制被建立起来。
从观念和经验两方面说，历史上的日本军国主义符合现代法西斯性质。引发这种邪恶浪潮的最主要内因是社会的危机与政治的无能，终极推手则是一种唯意志论的极端权力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