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内战，把清朝皇帝留下的宝物一分为二，留在了北京和台北。如果从孙中山百岁冥诞、1965年11月12日台北故宫落成开放算起，两岸故宫已经隔海相望50年。
他们直到2009年才首次“手牵手”，两岸故宫院长首次完成互访，并达成“八项共识”。此后，两岸故宫一直保持密切的高层来访和沟通。
“2013年，两岸故宫新任院长再次互访，就进一步的合作内容深入交流，更加密切了两岸故宫的联系。”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告诉《博客天下》。在北京故宫的这位“掌门人”看来，50年后的今天，双方的交流已发展到“机制化和常态化的新阶段”。
而北京故宫与台北故宫带来的两岸交往，以及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往，才是它们最大的价值。
台北与北京
台北故宫某种程度上也是两岸政治的产物。它的诞生，源自国民党对反攻大陆的绝望。
在逐渐意识到这一目标不可能实现后，台北一方面加强对台湾的建设，一方面倾尽全力与大陆争夺“中国”这一概念的阐释权。
这种意识形态战争，映射到了文化领域。1959年，台湾的“中央”博物院理事会提出，储存迁台文物的北沟“地位偏僻，交通不便，难以吸引国外游客，如在台北近郊择地兴建，当于宣传华夏文化及发展观光事业，具有双重利益。”
国民党当局决定利用美国的经济援助款兴建这座新的“故宫”。竞标中胜出的原本是哈佛大学建筑学硕士王大闳的方案，但这个包含着大面积玻璃幕墙的方案太过西方化，最终遭到高层人士否决。
由于时间紧急，官方起用招标时的评委黄宝瑜进行设计。黄宝瑜是致力于从事中国传统建筑研究和保护的民间学术组织“中国营造学社”中赴台的唯一成员。他的设计方案比起王大闳要传统得多。
根据黄宝瑜的自述，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设计源自古代五室制的明堂理念，方正规矩，因而平面外观呈现一个类似“器”字形格局。中央主体是一个盝顶(顶部四条正脊围成为平顶的设计，多见于明清时代的宫殿)建筑，四隅为正方展室。
之所以采用这种方正对称的设计，是因为黄宝瑜认为它可以达到两个效果：一是当阳光自建筑物斜上方射入时，四周可获得四十五度之阴影，因此人在影中，有如北京午门前阳光之感觉。另一个则是，这种五室之正方平面，可以使其四周及中央均可获得合理的延伸空间，因而保持了传统中国宫室建筑所谓“南北中轴以南向为尊，平面以对称为尚”的设计理念。
在细节上，黄宝瑜也下了很多功夫。和干燥少雨的北京不同，处于热带的台北气候潮湿，黄宝瑜为台基设计了独特的琉璃面砖：面砖棕红底色，约15公分见方，四角是汉代青砖的双菱形纹，两边当中是蟠螭(壁虎)纹。方砖中间是篆书的“中华民国某某年造”字样。后来每当扩建，就烧制一批记年度字样的面砖。今天，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墙面上有三个不同年份的面砖：民国五十四年(1965年)、五十八年(1969年)和七十二年(1983年)。
1962年，采用了黄宝瑜方案的新博物院在台北郊外的双溪动工。3年后，正式落成开放，从大陆转运来一直被保存在台中一家糖厂仓库里的文物，最终有了落脚处。
它们客居台湾，是因为政治，它们离开大陆，更是因为政治。
时任教育部次长杭立武在回忆录中记载，在他的请求下，1948年11月10日，时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召集故宫博物院理事会讨论文物去留问题，几乎所有与会的理事都支持将文物运至台湾，翁文灏表示：“既然大家都主张搬迁，我也不反对。”蒋介石也支持这一决定。
1948年12月，中华民国海军运输舰中鼎舰来到南京下关港，搬运走了来自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中央图书馆的七百多箱文物，1935年曾到伦敦大英博物馆展出的精品文物大多包括在内。
另外，这一批文物中还有外交部保管的重要文件，其中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开端的《中英南京条约》原本。中鼎舰在12月22日起锚，花了5天4夜，穿过风急浪高的台湾海峡抵达基隆港。
负责第二批文物运输的是招商局的民用船只海沪轮。海沪轮一共运输3502箱文物，来自故宫的有1680箱。当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文渊阁《四库全书》和离藻堂《四库全书荟要》，前者是全部七部四库全书中第一部也是最完整的一部，共3459种，36609册;后者是《四库全书》的摘录版，原本有两部，但存于圆明园的那一部毁于兵火，随着海沪轮出发的，是仅存的一部。
第三批文物是在1949年1月28日，也就是农历除夕启程的。担负运输任务的是中华民国海军的昆仑舰，因为登船逃难的军属太多，原定装船的2000箱文物只装下了六成。其中二战后日本归还中国的第一批文物共4箱在昆仑舰临出发前挤上了船，运到台湾。
故宫与世界
“过去，我们对外交流少，台北故宫对外交流多。”在接受《博客天下》采访时，北京故宫原副院长李文儒对台北故宫在促进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流上起到的作用评价颇高。
1953年，创办过《时代》、《财富》、《生活》和《体育画报》等知名杂志的美国传媒大亨亨利·卢斯就曾向台湾方面发出邀请，希望故宫文物于次年赴美国展出。蒋介石和卢斯颇有私交，在收到卢斯的电报后，他在和相关负责人的会议上明确说，这场展览是“为了促进国际宣传，这是应当做的事”。
然而,台湾方面担心大陆向有关机构主张文物的所有权，并提起诉讼，让文物有去无回，希望能在展览期间取得司法豁免权。
经过了谈判的拉锯战，直到1961年，这场“中国古艺术品展览”才正式成行，精选的两百多件文物先后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芝加哥美术馆以及旧金山迪杨美术馆展出。
展览大获成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一共吸引了近50万人参观，美国政界、商界、学界的许多名人来捧场。此后直至大陆改革开放前，台北故宫先后参加了1964年在美国纽约举行的世界博览会、1970年在日本大阪举行的万国博览会和1973年在韩国汉城举行的中国博览会。
正如李文儒所说，台北故宫的宝物走向全球时，北京故宫则游离在世界的视野之外，因为它面临着一场生死存亡的危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各地兴起了一轮“破四旧”的风潮，故宫贵为帝王的家宅，自然是红卫兵们破坏的目标。当年8月18日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周恩来听说红卫兵即将在第二天去故宫“造反”，立即深夜召开会议，令故宫停止对外开放，并安排北京卫戍区的一个营前去保护。第二天，红卫兵们要强冲，工作人员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把他们劝退了。
这并不意味着故宫可以高枕无忧。故宫博物院内的雕塑馆(奉先殿)被指责为宣扬宗教迷信的场所，“革命群众”们砸掉了这里珍贵的神像，把声讨四川地主刘文彩的“收租院”系列雕塑搬进了金碧辉煌的宫殿。
1970年春，在故宫“整改”中，还有北大红卫兵代表提出太和殿要挖地三尺、将皇帝宝座颠倒搁置，再配上农民起义军雕塑。甚至民国时期的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长李煜瀛写下的“故宫博物院”匾额都不能被容忍，最后由郭沫若重写了“故宫博物院”五个字，工人们把原先的匾反过来，在背面刻上郭沫若的字作为匾额。
故宫的重开也带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特色。那时候国际上流传“故宫三大殿毁于红卫兵之手”的说法。为了反击流言，1971年，故宫举办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
由于皇家禁地的神秘性，故宫始终是中国对外交往时的一张名片，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不例外。1972年2月的一个雪天，到中国进行“破冰之旅”的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叶剑英的陪同下参观了故宫。根据美联社的记载，尼克松在故宫游览了两个小时，仍然意犹未尽。美国总统也没有忘记插科打诨：当参观到太后垂帘听政的房间时，尼克松说：“这和今天没两样。女人总是指指点点。”
四十多年后，故宫已经是越来越多政要访华时的首选，一份不完全统计显示，从2013年4月到2014年3月的一年间，就有1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造访故宫。
青睐故宫的不仅仅是政要，还有艺术家和商人。早在1986年，意大利左翼导演贝纳多·贝托鲁奇就获准进入紫禁城，实景拍摄电影《末代皇帝》，直到现在，它仍然在塑造一些外国人对于中国的最初印象。
2001年，“世界三大男高音”多明哥、卡雷拉斯和帕瓦罗蒂在故宫午门广场举办演唱会，同时为北京申奥造势。按照故宫的规定，兴建舞台和三万个座位并不容易：跟城墙之间不能相距太近，任何金属不允许触碰地面，必须用毯子隔开。演出开始前，600名工人花掉了整整10天才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
2007年的“星巴克事件”也曾让故宫陷入舆论漩涡。当年1月12日，央视主持人芮成钢在个人博客上发表了《请星巴克从故宫里出去》。在他看来，在有着独特文化意义的紫禁城里开“在美国并不高级的”星巴克咖啡店实在有碍观瞻，芮成钢说：“祝愿星巴克在中国继续成功，但请务必早日从故宫里撤出来。”
此文一出，网上立刻沸沸扬扬。有人认为这完全是狭隘民族主义者的小题大做，也有人认为芮成钢说得有理。在网上的一片激辩中，这家位于九卿朝房(大臣等待觐见皇帝的地方)的星巴克最终选择了默默关张，取而代之的是故宫自营的一家冷饮店。
对于芮成钢的批评，故宫方面其实并不认同。在事件平息三年多后，故宫博物院时任院长郑欣淼公开回应了“星巴克事件”。他说：“这其实是我们民族自信心的问题。有这么悠久的传统的中华文化，难道一小杯咖啡就可以把我们打倒?我想打不倒。尽管这个事件过去了，可能大家回过头来更能理智地看待这个问题。”
台北故宫与北京故宫
20世纪70年代末，大陆结束“文革”，开启改革开放。80年代中期，台湾结束“戒严”，两岸关系开始趋于缓和。故宫又成了两岸之间交流的使者。
早在90年代，两岸故宫之间已经有学术上的交流。2002年12月31日，以文化部副部长身份兼任北京故宫院长的郑欣淼刚一上任，就造访了台北故宫，与台北故宫时任院长杜正胜见面。郑欣淼不仅成为第一个到访台湾的大陆省部级官员，也实现了两岸故宫院长之间的首次会面。
回忆起这次访问，当时跟郑欣淼一同赴台的李文儒用的词是“亲热”：“双方一见面就聊了两个小时的故宫，完全不像预想的那么僵，彼此没有觉得是外人。看完常设的展览，他们还带我们去地下库房，看了很多书画和文档，还看到当年文物南迁时用的箱子都保存在那里。”
郑欣淼和李文儒见到的不仅有杜正胜，也有已经退休的台北故宫原院长秦孝仪，秦孝仪曾是蒋介石的秘书，素有“文胆”之称，曾在1983年到2000年间执掌台北故宫。李文儒回忆，秦孝仪还拿战争时代的往事开玩笑：“秦院长在台北凯丽饭店请我们吃饭。席间拿出了金门产的高粱酒。他说，这酒是在50年代金门炮战的时候酿下的。”
2010年3月31日，台北故宫馆藏历代名画、法帖复制精品展在杭州浙江图书馆举行。共展出日本二玄社复制的台北故宫馆藏书画复制品105件。本次展览囊括了中国美术史上所有重要的作品，特别是宋苏、黄、米、蔡四大家的书法作品。
此后，两岸故宫的互访交流越发频密。北京故宫研究员祝勇告诉《博客天下》，2009年，台北故宫有意办以雍正皇帝为主题的展览，然而馆藏文物不够，于是向北京故宫求助。通过两岸故宫院长的互访，北京故宫很爽快地就批准借出37件文物，包括了雍正皇帝的朝服画像、“为君难”印章、西洋装扮雍正刺虎图，还有雍正皇帝用过的武器、马鞍等。其中有三分之一在大陆没有展出过。
因为大陆电视剧《雍正王朝》在台湾岛内曾经有不低的收视率，“雍正展”人气很旺，在台湾的博客网站痞客帮上，网友们最热衷的话题就是“看完展览才知道雍正并没有改遗诏”。
“雍正展”只是一个开始。2011年6月的“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特展”把被烧断为两截的《富春山居图》、临仿本《子明卷》以及黄公望的其他作品在台北展览在一起;2011年10月，台北故宫又举办了“康熙大帝与太阳王路易十四特展”，比照了同一时期法国与中国两位君主;2013年10月，“十全乾隆——清高宗的艺术品味大展”开展，北京故宫借出了45件文物，“康雍乾”盛世三位皇帝的特展都在台北跟观众见面。
单霁翔介绍，两岸故宫在传统管理方法上具有共同性，在具体文物差异上又有很强的互补性。为共同庆祝故宫博物院成立90周年，目前双方已确定于10月联合推出“郎世宁来华300年特展”，届时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郎世宁画弘历射猎聚餐图轴》、《郎世宁画果亲王允礼像册》、《郎世宁八骏图卷》等8幅郎世宁作品将赴台参展。11月，第五届“两岸故宫博物院学术研讨会”将在台北故宫举办。另外，两岸故宫合作重新编辑乾隆皇帝典藏善本古籍《天禄琳琅》书目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双方还在共同策划“两岸故宫网上展览”项目。
“加强两岸故宫的交往，能够切实促进两岸同胞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知感和归属感。”他说。
遗憾的是，目前借出文物仍然是北京故宫到台北故宫的单向借出，由于法务层面的问题，台北故宫一直还没有借出文物到大陆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