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热情的，却又是冷酷的;他是刚毅有决断的，却又是犹豫不决的;他是开朗的黎明气息，却又是忧郁的黄昏情调;他是一个悲剧性格的人，他是父亲的儿子，又是他父亲的叛徒。”
这是曹聚仁先生在《蒋经国论》一书中对他这位浙江同乡的评论，他还称其为“哈姆雷特式的人物”。近日的新剧《北平无战事》中，始终在电话听筒那一侧的终极BOSS“建丰同志”(即蒋经国)，无时无刻不显露着这种令人“捉急”和揪心的矛盾气质。
孤臣心，孽子泪
孤臣孽子，这是贯穿整部剧的一条中轴线，是剧中“建丰同志”用以鼓励志同道合者的高频词汇。在后来的历史中，蒋经国也频繁地以此自况。1975年，在他父亲去世后的一个月内，蒋经国在日记中数次作如是表达：“以孤臣孽子之心，以报党国”、“从此吾不复亲受庭训矣，今后竟成为孤臣孽子矣”。
何谓孤臣?孤臣未必是能臣，但一定不是近臣、宠臣，也当不了佞臣，做不成权臣。何为孽子?孽生之子，庶出之子，爹不疼娘不爱的苦命儿。历史上的孤臣孽子，总是远离君父、远离权力中枢，一经起用，往往越级擢拔，派往急难险重之境，担当救火队长之责。汉武帝之用郅都、宋太宗之用寇准，大抵都是看重其不群不党、一心一意。孤臣来到政治江湖的漩涡中心，多半成了酷吏，不看情面，勇者无惧。
孤臣能否建立事功取决于君主能否无偏无私。所有人与君主单线联系，无数条孤臣的线索，必使不互相抵触、互相拆台才行。这隐含着对幕后操纵这些孤臣的集权者的极高要求，亦即君主必须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和优秀的道德人格，所谓圣君。可是，以利益为调控对象的统制经济都难以奏效，以人心为调控对象的集权政治就能成功?
做孤臣，眼里就容不得沙子，甚至会落得水清无鱼的下场，招来众口铄金的谣诼。历史转折、社会变革、人心浮动、思潮激荡的年代，是出英雄的年代，也是出孤臣的年代，更是出悲剧的时代。文艺家总是喜欢这样的题材，编剧刘和平尤其喜欢。
这绝不是他第一次浓墨重彩地塑造孤臣孽子的形象。早在1997年他与二月河共同编剧的《雍正王朝》中，老皇帝康熙在党争不绝、吏治败乱之际，就让九子夺嫡中起先并不起眼的庶子胤禛去查国库亏空的弊案和高级官员的贪墨，这位孽子悲壮地表态：“儿臣大不了做一个孤臣。”
这次的《北平无战事》中，刘和平塑造的头号孤臣是蒋经国。联想他早年的留苏岁月，在与其父公开决裂，之后又被王明等人欺侮，被内务部秘密警察监视，发配到偏远的集体农庄劳动，下放到金矿做苦工，想归国而不被允准，确如他自己所说：“历史上很少有像我这样苦的人。”蒋经国一生对于早年那段在政治立场与其父分道扬镳的“叛逆”历史，都不时流露悔愧之意，在蒋介石去世后的“二七”之夜，蒋经国写道：“独坐庭中，夜深人静，悲苦中来。半月当空，回忆往事，多少心酸。不孝之罪大矣。”
孽子之于蒋经国，具有双重含义。既饱含了一种对于父亲和生母离婚后的被疏离感，尤其当其生母在日军轰炸中死去后，这种孤苦伶仃之感益发强烈;也不乏对自己“少不更事”时对父亲的“大逆不道”，而乃父仍悉心栽培教导，两相对比之下的懊悔。故此，当年轻的经国，经历了他的赣南时代、三青团时代直入1948年，迎来父亲对自己莫大的信任，接受党国在危急存亡之时交予的特殊任务时，他下定了决心，一意要做孤臣孽子。而且，非但自己如此，还要带出一大批孤臣孽子，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北平无战事》中的历史转折之际，方孟敖走，何其沧、梁经纶走，谢培东留，而曾可达的命运是死。曾可达是经国的孤臣。一如《潜伏》里的另一个孤臣标本、军统特务李崖，直到死前的最后一刻，还战斗在反共的第一线。也很像《亮剑》小说原著里的李云龙，那是共产党的孤臣，死在“文革”之中。李云龙的死震天动地、气壮山河，李崖的死不明不白、糊里糊涂。相对于他们，曾可达的死则悲愤绝望、肝肠寸断。
从《潜伏》到《北平无战事》，国共双方的孤臣孽子们为各自的信念斗智斗勇，直斗到山无陵、天地合，狡兔死、走狗烹。《北平无战事》的片尾字幕是“献给为民族解放和独立而奋斗的人们”，这一句背后有多少不可说的沉重、不能说的秘密?
曾可达的死让人心碎，直到最后时刻，方孟敖还是一副痞气、不发善言，不肯对曾督察的评价更高一些，只说他是一个和富人过不去的人。对于这个有理想、有想法的寒门子弟，这样的评价不说是一种侮辱，也是一种贬低。曾可达是绝望地看着党国精英尽数离心离德、山河日下而含恨自裁的。
方孟敖说蒋经国是个孝子，这倒是恰如其分了。他真的只是个孝子。1948年10月9日，他在日记里写道：“父亲于昨晚由北平来沪。清晨拜见父亲，报告上海情况。目前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但亦不忍报告，盖不愿烦父之心也。”这是扬子公司孔令侃事件爆发后，老蒋的正式介入。16日的日记中，小蒋又作如下反思：“XX公司的案子，未能彻底处理，因为限于法令，不能严办，引起外界的误会。同时自此事发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的推动了，抵抗的力量亦甚大。”
蒋经国在上海的失败，也是曾可达在北平的失败。“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最后那一通电话，便是孤臣与孝子的诀别。
一个必须追问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寄希望于“臣”和“子”，为什么不要求“君”和“父”有所作为，是什么原因让君父“神隐”在历史的幕后?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也有一代人的局限，然而以此为由，将历史的责任向下卸载，自己袖手旁观，甚至还要不时掣肘干预，又怎能不生乱象?如果要卸责，就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而不是垂帘听政、恋栈不休。
在这个意义上，《北平无战事》也是一部家庭伦理教育片，父将不父、君将不君的情况下，让儿子冲到前台扛起重担。当爹的“耙耳朵”，反腐败一反到外戚就退缩下来，还能指望做儿子的可以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多远、多久呢?家国天下，一家一姓之失败，国家天下之失败。最终，黑色变成了灰色，灰蒙蒙一片雾霾。在全面腐败的底色中，每个人反倒愈发可爱起来了，平素不易发觉的人性的光彩反倒愈发鲜明了，比如剧中的马汉山。反正周遭都看不清了，还有什么不可容忍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世相破败到这等境地，除了改天换地、一张白纸重新作画，岂有他途?
1978年5月20日，“中华民国”第六任“总统”蒋经国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宣誓就职。
痛定思痛，毁党造党
蒋经国的政治生涯始于1938年的赣南新政，终结于1988年的呕血而亡。这50年中的前面10年，是他积累地方建设、青年工作以及金融和宏观调控等方面经验的重要阶段。他自己在1948年领导上海币制改革过程中的受挫，与他的父亲在随后的被迫下野，都不仅仅是个人能力的问题，实在是国民党沉疴难起、大势已去的历史时运使然。然而，也正是这十年的经验、教训，为蒋经国之后在台湾的40年地方治理，提供了极宝贵的参考和镜鉴。
1948年11月6日，小蒋结束了他在上海70余天的上海经济管制副督导员生涯，陪同他即将下野的父亲度过了在大陆的最后一段艰难岁月。这是两蒋共同面对众叛亲离、分崩离析，痛定思痛却又无力回天的一段日子，也是他们认真总结教训、思索再起之路、谋划整党改造的开始。
小蒋打虎失败几个月后，在日记中记录了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对他的一番开导：
“俞鸿钧先生对我说：他的父亲在弥留时候，告诉他几句话：‘外行的生意不要做，内行的生意，倘使没有实权，亦不要做。每一个钱，敲开来看，都是有血的。’”
经国心领神会，更痛彻肺腑地体认到，不从根本上重建组织、再造“党国”，一切都无从谈起。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党的建设是今后工作的重中之重。蒋介石日记中对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反省是：
“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和确立，而旧制度先已放弃崩溃……党应为政治之神经中枢与军队之灵魂，但过去对于军政干部思想领导，驯至干部本身无思想，而在形式上，党、政、军三种干部互相冲突，党与军、政分立，使党立于军、政之外，乃至党的干部自相分化。”
因此，当务之急，是确保党对军队系统的绝对领导。在败亡之际，尤其要警惕的是军心不稳。1949年7月26日，国民党在台北成立革命实践研究院。两蒋对于干部培训工作历来重视，蒋介石的重视源于黄埔军校的政治资本，蒋经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受到的正是标准的政工训练，故对于组织动员青年、选拔培养干部更是驾轻就熟。这个革命实践研究院，旨在对加强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进行顶层设计，蒋介石布置的题目是，战争的目的是为谁而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在退守台湾之后，必至军心涣散甚至军队哗变，那就要犯颠覆性的错误。
第二步，是整合情治系统即特务机构。《北平无战事》中反复出现的那个“党团之争”，指的是CC派的二陈(陈立夫、陈果夫，简称CC)所把持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在抗战后期与小蒋发挥主要作用的三青团(三民主义青年团)之间明争暗斗。二陈也自诩出自公心，坚决反对党外有党、党内有派，遂于1947年推动了党团合并。三青团被撤销，干部成员重新登记后全部转入同级党部工作。这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竟渐至二陈不去、经国难立的窘境。来台后，陈氏兄弟作为国民党中央党务工作主事者，为党的失败承担责任。陈果夫病死在台北，陈立夫远走美国养鸡。这样，“中统”的人马就被解散后编入其他部门。“军统”这一支，也就是戴笠死后的保密局这一支，则改名为“国防部情报局”。蒋经国在同时兼任了“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一职和“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主任后，真正成为国民党军队政工系统和情治系统的当家人。
第三步，是抛出整党方案。1949年的最后一天，两蒋与国民党元老开会研究党的改造问题，决定改造宗旨是“湔雪全党过去之错误，彻底改正作风与领导方式，以改造革命风气”。翌年7月，国民党中央通过了蒋氏父子研拟的《中国国民党改造案》，要求对“党的思想路线、社会基础、组织原则、领导方法，以及党的作风，从根本上痛切反省，严厉检讨”。在大张旗鼓的党员重新登记和整党改造运动中，两蒋进行了大胆的破旧立新，或曰毁党造党：将中央委员会规模缩小，由原来的326名中央执行、监察委员减少到32名中央委员，由134名中央候补执、监委员减少到16名候补中央委员。这48名中央成员中，出现了大量年轻的新面孔，蒋经国及其亲信都跻身其间。
最后一步，是重建青年后备干部系统。早在国内战争时期，国共之间就展开了对青年人的舆论攻势和争夺战。一时间，诸如铁血救国会、中正学社之类的各类青年外围组织遍地开花，上演的逼宫戏码更是此伏彼起。国民党官方钦定的团派，起始于三民主义青年团，最初由陈诚负责，蒋经国也曾参与其中。但随着“党团合并”，青年后备干部系统出现断档。1952年，蒋介石提出“最大失误是教育”，决意成立“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由蒋经国任主任。小蒋根据继续沿用治赣期间采纳的苏联式工作方法，一方面设计各类素质拓展活动、利用寒暑假组织青年参加文体活动，并设立奖助学金奖励帮扶青年学生;另方面组织青年学习他父亲的《中国之命运》等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经过上述步骤，蒋经国终于把1948年遭遇的派系掣肘，在经历了一番不算很长的隐忍蛰伏，成功地转化为组织上的全面逆袭。
1966年4月29日，台湾“国防部长”蒋经国自汉城返抵台北，蒋夫人和五岁的孙女等在机场欢迎。
向下扎根，振衰起蔽
如果说蒋经国在党、军、特三方面的接班态势是迅猛而卓有成效的话，他在行政部门的任职则是渐进而稳扎稳打的。从1954年开始担任“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副主任、1956年扶正为主任，到1964年起历任“国防部副部长”、“部长”，再到1969年任“行政院副院长”、1972年5月升任“行政院长”，1978年担任“总统”直至去世，这34年的艰辛与成就，足令昔年冷嘲热讽和冷眼旁观上海“打虎”的各路人士刮目相看。
蒋介石在下野岁月的反思中即承认：“当政二十年，对其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著手，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三民主义，以民生为本，民生以就业为本。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是在台湾省长陈诚的主导下完成的。在盘活这一存量的同时，几十万退台“国军”的“转业安置”这一增量问题，成为“反攻大陆”幻想破灭后，影响台湾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蒋经国出任的这个“就业辅导委员会”，担负的就是年届退役的部队官兵的“下岗再就业”工作。对于这些“荣民”(即“荣誉国民”)，蒋经国绞尽脑汁，为其开设农场、建设“荣民医院”。特别是采取以工代赈方式兴建的中部横贯公路，安置了大量“荣民”的同时，也为台湾经济随后的腾飞与人民的往来便利，发挥了明显的效用。蒋经国多次亲自率队，深入不毛，勘察线路，与“荣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多年后回顾这段历史，蒋动情地说：“在辅导会这段期间，无论在精神上、在情绪上，可说是最愉快的，也是最实际的一部门工作。因此常常怀念同荣民们相处的那一段愉快的往事。”
这种作风显系其早年赣南治政、上海打虎时那种与青年人同甘共苦习惯的延续，并一直保持到蒋的晚年。有人做过统计，蒋经国在“行政院长”任内，足迹遍及台湾地区161个乡镇村落。1973年1月19日，他向新当选的台湾县市长发表了《向下扎根》的讲话，提出要在基层生根、为全民造福：“一切施政要向下看，针对老百姓的需要，为老百姓解决问题。”
与之配套的是蒋“院长”新官上任后点起的一场革新之火。他总结了行政人员的七种不良作风：口是心非的虚伪作风、假公济私的私自作风、高高在上的命令作风、瞒上欺下的小人作风、各自为政的本位作风、利用特权的违法作风、贪图享受的腐败作风。针对这些作风，又提出了行政革新的十项要求，诸如“公务人员于婚丧喜庆，除有亲戚关系或有深交者外，不得滥发喜帖及讣告”、“各部会首长及全体行政人员，除参加政府所规定之正式宴会，以及招待外宾所必需者外，一律不得设宴招待宾客，并谢绝应酬”之类，大抵与我们今日所感受到的群众路线、八项规定相差无多。十项要求颁布的第一年，蒋经国亲自督办了几桩大的贪腐案件，岛内舆论对当局的这种改革新气象，多持赞赏态度。这场雷厉风行的台湾版打虎肃贪记，较之当年的上海“打虎”，怎不令人唏嘘感慨，发此一时彼一时之叹。
蒋经国出任“副阁揆”、“阁揆”的近十年，正是国际政治棋局峰回路转、国际经济形势跌宕起伏之际。先是美、日与大陆关系的复苏，直接重挫了台湾几十年苦心营造的“国际空间”，后又遭逢1971年美元贬值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1972年苏联因农业歉收而从美大量进口农产品引发的国际粮食危机、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引发的国际石油危机。当此艰难时世，蒋经国拿出了兼顾当前与着眼长远的两个措施。
治标之策还是严控通胀。据时任蒋经国英文秘书的宋楚瑜回忆，蒋经国始终记得上海“打虎”的痛苦教训，相对于当时的“一手反共、一手反腐”，改革过程中的“两面作战”还要艰难。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稳定，特别是民生基本物价的稳定;以稻米保证收购价格对农民粮食进行托底敞开收购，以农产品平准基金因应国际粮价波动，这些举措，都像极了上世纪90年代朱镕基推行的五项改革中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为保障粮食生产的积极性，蒋经国还在其任内停征农业税，保证农渔业用电价格的稳定。宋楚瑜至今记得，当时的台湾，“什么烟酒都可以涨，基层在抽的‘新乐园’牌香烟不准涨;原住民深山取暖、家家煮菜要用的米酒不准涨”。
网上广为流传的一段蒋经国在1973年担任“阁揆”期间的演讲视频，反映了他在经济危机期间的原则性和定力。考虑到这一段讲话仍然渗透着浓厚的1948年情结，值得今天原文照录在这里：
“我们认为今天工商界的困难，政府绝对会负起责任来，为他们解决。但是必须要具备正当的条件，就是你借去的钱，只能够用于工业生产上面去，不能够做其他用途。否则的话，我们拿公家的钱做人情，让少数人发财，我们不能够做的。昨天晚上睡觉时，想起我六岁的时候，祖母给了我两个铜板，叫我买一个铜板的酱油，一个铜板的醋。结果到门口跌了一跤，我就忘记了，到底哪个铜板买醋，哪个铜板买酱油呢?回去问祖母去，她说你这个人这么笨呢，一样的嘛。”
随即，蒋经国话锋一转，正色道：
“但醋是醋，酱油是酱油。我们一些工商界的人，他拿买酱油的钱去买了醋，买醋的钱去买了酱油，这就不对了。所以我今天有一句话，发财是自由的发财，用钱是自由的用钱。但是，发财、赚钱要正当，用钱要恰当。不然的话，他亏了，国外去造了个厂，这里有公馆、洋房、家庭游泳池。‘困难过年、困难过年’，‘快救我、快救我’，不救的话，明天就在报纸上说，现在我们经济发展已经休克了。不是这么一回事。我知道得很清楚，谁在那里干什么，谁在那里搞什么。有舞弊的案子，我们一定办，扯到上面的案子也办，新的案子也办。凡是犯法的事情，我们都要办。但是希望工商界的人能够体验到，我们所要顾到的是全民的生活安定、全民的物价稳定，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政策。”
治本之策则是搞了十大建设这样的大手笔，并以此推动产业升级。1974年起，蒋经国将加速完成南北高速公路、桃园机场、台中港、苏澳港、北回铁路、铁路电气化、大钢厂、大造船厂、石油化工和核电列为十项建设，为台湾经济实现由劳动密集型升级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脱胎换骨，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这也非常像朱镕基的九八新政。
蒋经国执掌台湾行政系统的这段时期，是台湾由经济起飞直至经济奇迹的重要缔造阶段。他的这些政绩，即令其反对者作家江南，也不无认可地表示：“经国掌舵，经济上可打满分，殆无疑问。”
晚年的蒋经国在子承父业、全面接班，成为台湾地区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后，逐渐远离了行政决策的第一线。这使得他可以更加超然地思考一些宏大命题。他也许还会不时回想起赣南时的如火青春，上海时的一往无前，以及作为这两者之延续的、来台后的作风建设、反腐败斗争、驯服通胀并逆势成长为亚洲最具潜力的新兴经济体。这些政绩，在他的暮年依然辉煌闪耀。然而，他的思绪和眼界已不仅限于此，他要“向历史交代”，要在行政革新、社会革新之上再上层楼，搞政治革新，开放党禁、报禁，解除戒严。
这位一辈子不得闲暇安宁的孤臣孽子，最终在病榻上呕血而亡。也许，马英九的评价可称公允：
“我们可以说经国先生是一位威权时代的开明领袖，他一方面振兴经济、厚植‘国力’，一方面亲手启动终结威权时代的政治工程。我们崇敬他，就因为他能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肆应变局，进而开创新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身影，不仅不曾褪色，反而历久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