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秋节我去云南见了褚时健，没有特意准备礼物，一度还犹豫要不要在那天回湖北探望我父亲。
我和褚时健此前并不认识，但我们都曾在国企工作过，他被称作“烟草大王”，我也做到了外界所称的“航油大王”，我们都坐过牢，他80多岁重新创业种褚橙，我年过五旬从头办起投资公司，我俩的人生道路很相似。有朋友提议我去见见褚时健，我欣然应允。
和很多企业家一样，我也对褚时健充满敬佩。有一次我在坐出租车时，偶然间看到褚橙的宣传语：人生总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承。那一刹那，我知道这么些年他是有多么不易。
我和我太太是中秋节凌晨1点赶到褚橙庄园的，和几位企业家朋友一起。当时他不在庄园，在他玉溪的家中，这两地相距4小时车程。
我一直对褚橙庄园感到好奇。当天我起得很早， 6点钟就独自在庄园里转了转。这个庄园很大，占地约1.3万亩。我以为这里的橙树会很高，但实际上很矮， 只1米多高。树上挂满了青色的橙子，几个农户正看守着庄园，旁边的狗偶尔叫上几声。橙树上写着一行警 示语，警示请勿私摘褚橙，否则每摘一个罚款20元。
我问这些农户这里平时怎么管理，他们告诉我说， 一户管一大块，农户平常拿基本工资，等到橙子全卖出后，再拿分成，这些农户家里还养着猪、鸡和狗。
及至傍晚，一行人兜兜转转才到达褚时健玉溪的家中。褚时健住在城里的一栋别墅里，褚府外表不算豪华，门口长着几棵大树。出门迎接我们的是褚时健的太太马静芬，她径直把我们带进了后院，这时褚时健正端着碗坐在板凳上。他穿得很朴素，是常在公开照片里看到的那种圆领短袖汗衫。见我们进来，他只是抬头看了看，没有说什么话。
我们随后一起吃起了晚餐。中秋节的菜品很丰富，有荤有素，不少是云南菜，桌旁的柴火上还炖着一大罐土鸡汤。饭桌上的褚时健不大说话，马静芬则很活泼、幽默，只见她一会儿跑去厨房拿碗筷，一会儿又和大家逗乐。
开饭时，马静芬提高嗓门问：“你们这个团，年岁最长的是谁啊?”“应该是我吧!”我答。
“哦?你不是‘90后’吗?”马静芬轻松调侃道，饭桌上一片笑声。因我叫九霖，有人曾当着她的面称呼过我“90后”。
“今天的糯米饭做的不多，既然你说你年长一点， 这碗饭就先盛给你了。”她边说边给大家盛饭，继续热情地招呼大伙。
吃完饭，褚时健和趴在凳上的孙子玩了一会儿，然后躺靠在沙发上看起了电视，液晶电视里播的是《新闻联播》。马静芬则拿起纸笔，走到我们面前，叫我们写上自己的姓名、单位和电话。
这档节目播完，我去了一趟洗手间。出来时，褚时健恰好走了过来，我们在过道上相遇了，互相打了声招呼。我掏出一张名片递过去，他认真地看了看名字，愣了一会儿开口道：“哦，你是在新加坡工作过的?”
“是的。”我对视着他，压抑住内心的小惊讶。好些人曾说他普通话不好，但交流中我却能听懂所有话。
“当年的航油事件传得沸沸扬扬啊。”他聊起了我的过往。我简单说了说中国航油期权交易巨亏(5.5亿美元)事件，告诉他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怎么被逮捕的，又什么时候才回的国。
“你当时也吃了很多苦啊。”褚时健感叹。
“新加坡监牢的条件不大好，国内有床，我在那都睡水泥地。”我说。
褚时健似乎有些惊讶：“是吗?”
这时有两位女士跑了过来，要拉褚时健合影，将近20分钟的谈话戛然而止。我太太顺势也凑了过来，拉了拉我，叫我和褚时健也一起照张相。看光线不太好， 褚时健主动提出，换个光线好一点的地方照。
合完影，褚时健和家人一起吃了吃月饼，而后独自上楼了，我们则和马静芬去了他家的后花园，和刚刚赶到的西藏加措活佛聊了起来。一个小时后，大约晚上9 点，有人提出能不能和褚时健说说话。马静芬回屋看了一圈返来，对着大伙耸了耸肩说：老头子已睡觉了!
原本大家还想安排一场“90后”(指陈九霖)和“80后”(指褚时健)的对话，由于行程安排失策，最初不知褚时健大多待在玉溪，这场对话最终没能如愿。
次日，马静芬告诉我说，老头子对我的印象还比较深刻。看得出来，他们夫妻会及时分享见闻，褚时健还挺放手让马静芬管事的，庄园的装修、设计都是马静芬负责。我和马静芬交流了各自怎么管理企业，也聊起了资本运作的话题。马静芬提到，褚橙现在很大一笔利润要拿来还银行贷款。我告诉她，你们得进行股权融资， 而不仅仅是债券融资。我甚至对她表态：我可以投资你们。马静芬说：“我的老头子还是比较传统的，就是喜欢滚雪球式的发展，老头子认为上市都是骗人的鬼把戏。”对于股权融资，她说褚时健暂时没兴趣。
我不抽烟，1999年我才听说了褚时健的名字。
和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原参赞董松根一起健身时，他突然告诉我：云南玉溪卷烟厂(红塔集团)董事长褚时健被捕了。这时我才知道褚时健这个人，以及围绕在他身上的争议。他曾将濒临破产的小卷烟厂发展到一年利税300多亿，但个人收入却不多，争议正来源于此。后来他和几个高管因私分卷烟厂的一笔小钱，以至被判了无期徒刑时，许多人对他报以同情。
董松根对我感叹：“一个人做了十件好事，功劳再大，哪怕有一件做得不对，也会落得如此不堪的下场。”
几年之后，我才感同身受。当时还是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的我，碰上了后来人们常谈论的中国航油巨亏事件，事业跌落到了谷底。2006年3月21日，我被新加坡处以四年三个月的有期徒刑，缘由是扰乱新加坡金融市场秩序。
宣判那一天，很多人对我的境遇也很是唏嘘，一些亲友甚至哭了，连我自己都没想到，我会遭此劫难。我猛然间想到了褚时健和董松根的话。
那是我人生中最为艰难的时刻。我无数次问自己：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我自认为上对得起父母，下对得起妻儿，我也觉得对得起员工，做企业更是谨小慎微， 如履薄冰，生怕不赚钱。在中国航油巨亏整件事中，最后只有我被判刑，连交易员都没事，我实在想不通。
在这之前，我一直认为，人只要足够努力，就能把一切事做好。我也曾试图努力解决巨亏问题，但当中牵涉的方方面面实在太过复杂，既有国际关系的敏感，也有公司内部的纷争，还有局外人的煽风点火。
处在复杂的国企环境中，事业命运有时候挺难说的，对我来说是，对褚时健来说也是。我和褚时健性格中其实有很多相似的东西，我们都挺执着甚至执拗，这种性格可以成就事业，也注定会遭受磨难。不过事业磨难和监狱生活没把我们击倒。
世界上只活着三种人，一种是含着银勺出生，衣食无忧，生来就等死，而不用去努力做点什么;第二种是生来吃苦的，但却不想如何去突破自我，只守着原有的一亩三分地按部就班生活;第三种人则生来就是要奋斗的，总把创造价值和改变世界视为自己的宿命。我和褚时健都是最后这种人，我们总想活出人生价值，我们有目标有韧劲，也不抱怨，坚信山不转水转，水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
坐牢那段历史，我不知道有没有给褚时健带来阻力，但对我来说，多少还是有影响。比如有些人给我投资时，总爱随口捎上一句：陈总，我投资也是投人，投资你了，亏了我也没关系。当年的中国航油亏损事件，多少在他们心中是留有阴影的。有些人习惯这样介绍说：这是大名鼎鼎的陈九霖，你不知道啊，当年他可是在新加坡坐过牢的!我心里也明白，现在我的名声多半是源自当年的巨亏事件，而不是因为当年做出了多么大的企业。
出狱后，对于外界的评价，我已不在乎了。现在不管我去哪里演讲，我都不会遮遮掩掩我曾经被判监禁的事实，有时我甚至会主动告诉大家，对，我坐过牢。
坐牢对我的改变挺大。坐牢那段时间，我开始研究起宗教，从各种宗教书籍中找寻力量，慢慢地将痛苦驱走，将过去放下。我原来拼了命地求成功，现在我虽也积极进取，但也意识到事物总有两面性，万一不成功， 也就那么一回事，现在我真的愤怒不起来了，棱角都被磨平了。我觉得褚时健如今也很平和。
有的时候，我想我都50多岁了，人生过得真快，但我一看巴菲特，我比他还年轻30多岁呢，他85岁了还在乐观进取，我还有30多年可以奋斗呢。
褚时健也一样，他遭受了那么大的磨难，人仍然那么积极向上，这也是大家推崇他的原因之一，这点上看，褚时健越明星、越偶像化越好。
